导读 近日，用权“任性”的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因贪腐落马，有媒体评其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事实上，近几年关于校园里的负面新闻从未间断过，从大学里的教授，到中小学的教师，都曾出现过在媒体重要版面上，这也让人们不禁感叹，曾经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老师们究竟是怎么了？
当权力被滥用，对学术的浸透也不可避免。金钱、权力与情色可能让教师从教书和研究的本职中迷失，让自己的私欲驱除走责任与职业道德，而本来很纯洁的“校园文化”也在被侵蚀，更严重的是，它也正在影响着学生。
从“教瘦”到“叫兽”：校园文化中的丑闻现象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似乎早已经成为了教育工作者们的经典诠释，教师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和解答疑惑，还要教会学生们做人的道理。曾经的教授们因为普遍瘦弱而被戏称为“教瘦”，然而，近年来的许多新闻里呈现出的教师却充满了负面形象，“教兽”或者“叫兽”等戏谑称谓的流行也反映出人们对于这种负面形象的某种评价。
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高校反腐已经成为了令人瞩目的现象。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在担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等职位时，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和人事调整等方面搞钱权和权色交易，最终被立案审查。王国炎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纪委查办的第一个在任高校党委书记违纪违法案件，它不仅对省内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触动很大，在全国高校和学术界也产生了不小影响。高校与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都可能出现权力的误用和腐败问题，而它也不是简单的个案，可能反映出当下的高校整体生态。当权力被滥用，对学术的浸透也不可避免。金钱、权力与情色可能让教师从教书和研究的本职中迷失，让自己的私欲驱除走责任与职业道德。
不久前曝光的余万里案也可以管窥出高校教师的此种问题。余万里原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因为与同院的女博士留学生的不正当关系致其怀孕而被举报，并被撤出了教师职务。而在此之前，教育部已经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并划出了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而其中之一就是“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如违反“红七条”，严重者要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开除。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大学教授则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毋庸置疑，在高校教授当中，男教授所占的比例比女教授要大得多。最近几年，有关教授的丑闻层出不穷，教授潜规则女学生的事情比比皆是，北京大学教授甚至还在云南骗少女上床。
当然，在高校当中，虽然色狼教授比比皆是，但是强奸女学生的还比较罕见，而在中小学则不同，很多教师都是明目张胆地去强奸或猥亵女学生。有的教授强奸的女学生竟然高达几十人，足可见得，在今天，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从学校丑闻频出的情况看，在当下的中国各级学校当中，才疏、学浅、德坏的教师比比皆是。倘若将时光回溯到民国和民国以前，这种景象是不可想象的，在以往，可以说要找出一位禽兽教师都难。现在，很多教师对于自己的不检点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玩过自己的学生之后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向其他教师炫耀。
曾有厦门大学一位男博士生为了跟大自己18岁的女教授厮守终生，付出了与妻子离婚的惨痛代价，直到惊觉自己只是老师的玩物后才恍然大悟，无奈此时醒悟为时已晚。曾有业内人称，这位博士生跟女教授的恋情无疑属于畸形恋，在高校多如牛毛的中国，未被曝光的诸如此类的畸形恋不知道还有多少。
从诲人到毁人：探问老师问题根源
2013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招生的种种质疑；去年，厦门大学教授被指诱奸多名女学生；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曾卷入教授著作抄袭风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互联网使信息传播日益迅捷的当代社会，这样的丑闻引发热议，名校背景功不可没。名校所以著名，取决于严谨的学风、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等。其优秀学生出色的职场表现，反过来也增强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名校而今缘何负面消息不绝于耳呢？
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价值观中对“胜”的过度强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中国的“胜者为王败者寇”，还是在日本失败者自杀的传统，对未成功者的认可、接纳度有限，是共同之处。换言之，若非成功，很难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此种价值观固然不乏促使人奋发上进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看重成功，并将之与各种利益挂钩，则难免适得其反。
现有惩处措施难以切实奏效，也导致了丑闻层出不穷。蔡荣生因受贿数额巨大，在持假护照外逃时被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被正式逮捕，其他涉事者受到严厉处罚的，恐怕少之又少。
此外，社会环境的改变也难辞其咎。高校不是绝缘体，在浮躁、急近功利的时代，自然无法彻底抗拒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拉关系托人情、教授兼职走穴、学生学业荒废等。尽管很难用法律的尺度评判，但这些非正常现象赖以存在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实乃丑闻滋生的温床。
遏制校园腐败得下“猛药”
“多办一所学校，就可少建一座监狱”是雨果的名言。这一名言现在看来已失去现实印证的普遍性，因为一些学校管理者已经在自己管辖的学校与监狱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把教育变成了反面教育。
为什么一些高校的相关人员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显然与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权力机制有关。高度行政化的大学体系，使教学、研究和学术成为行政的陪衬，成为行政的注脚和延伸。教师一旦当上了校官，就获得了招生、评职称、揽课题、拿科研经费等绝对优先权。而在正规大学，科研、课题和职称则恰恰是“校官”的前提条件。
遏制校园腐败，特别是科研腐败，必须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
同时，要改变目前的财务报销制度，尊重科研人员的劳动，对科研补贴做出明确规定，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实行首席科学家制度，让他们掌握独立支配科研经费的权利，并将经费使用情况和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
尽管教育部已经意识到高校腐败的严重性，派出各种调查评估小组到各地高校检查廉政建设情况，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务之急，应当是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学校是社会良知的源头和源泉。这一源头一旦受到污染，就会陷社会良知于混沌。
